承担着法律上的争讼的司法权的作用在于防止主观权利受到侵害。
在漫长的普通法形成和适用传统中，法院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总结、发现并保障公民权利。虽然几乎所有与立法相关的法律规范都强调法律应当遵守宪法，但宪法究竟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发挥了规范立法行为的作用，却是一个不甚明了的问题。
[6] 最后，是对弱司法审查制度的具体应用。弱司法审查给我国的启示是，议会（人大）至上不等于它要对所有的问题事必躬亲，不宜将对合宪性审查的功能期待全部置于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一身，而是应当直面我国立法与司法的真实过程，根据各级立法与司法主体的实际能力，使其承担相应的合宪性审查职责，构建体系化的合宪性审查工作机制。在广泛论辩与吸收国外经验的基础上，英国最终于1998年通过了《人权法》，建立起弱司法审查制度，原来集中于议会的权利保障责任变为由政府、议会和法院共同承担。国内学者忽略了政府在弱司法审查制度中的角色，并非因为政府在当前我国宪法实施图景中的位置不重要。[40]参见陈坤：《宪法能否司法适用无宪法文本依据——对我国〈宪法〉第126条及其它相关条文的误读及其澄清》，《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7期。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沈春耀主任的总结，当前我国主要存在四种形式的宪法实施，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发展国家各项事业、国家工作人员积极有效的工作、宪法监督。2.功能维度：合宪性审查工作体系化有利于更高效地实现制度目标 根据合宪性审查义务规范体系，我国合宪性审查的对象主要包括法律、职权性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职权性地方政府规章和职权性军事法规。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否处于有待改革的状态，人民监督员制度在演进中也显现出了一些问题。
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检察院相继制定下发了5个规范性文件，完善对监督程序的规定，细化监督程序与诉讼程序的衔接机制。人民监督员制度最初定位于对检察工作的监督，这就奠定了其只能围着检察机关转，但无法真正深入其中，监督内容也缺乏实质性。全国人大内司委在开展人民监督员制度立法调研时曾表示，人民监督员制度是检察机关落实宪法关于人民管理国家事务、监督国家机关工作规定的一个创新，这个制度符合宪法的规定，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文明的基本价值取向。(二)改革方向 1.单一型与复合型两种径路 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已初步完成体系化建设，设立了相应的工作机构，配备了专门的工作人员，形成了贯彻四级检察机关的工作条线，并在检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系统中运行。
参与是改革的目的，但现阶段仍应通过监督的方式逐步实现。柔性的监督建议不仅无法对检察权起到监督的作用，甚至有可能沦为检察机关执法合法化的符号。
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主要包括11种，即人民检察院办理案件直接受理立案侦查工作中存在的8种违法行为与拟撤销案件、拟不起诉的以及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决定的情形。其二，不同于域外法治国家对于审前羁押设置了严格的司法审查程序，中国的审查批捕权由作为控诉方的检察机关行使一直饱受质疑，有必要重点监督。在效力方面，大陪审团的决议具有强制约束力，检察官必须遵照执行。虽然监察体制改革改变了检察机关的职能范围，但检察机关审查批捕与审查起诉的职能未被改变，检察官们的执法意识与办案水平未被改变，检察机关所面临的内部监督饱和而外部监督缺乏的问题更为突出，检察权被滥用后的后果更加严重。
一些真正需要接受公众监督与评议、可能带来较大舆论影响的案件，往往最后无法进入人民监督员评议的环节。从实践层面而言，近两年已有不少地区的检察机关邀请人民监督员全程参与案件评查活动，对已结案件的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法律适用、办案程序、风险评估、文书使用和制作、涉案财物处理、办案纪律等方面进行全面评查。这种程序主要针对两种案件：一种是当事人对逮捕决定有异议的刑事案件，另一种是捕后不诉的刑事案件。2016年7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在全面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下发了人民监督员监督工作、选任管理办法两个规范性文件，人民监督员制度进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
人民监督员制度再次行至十字路口，这次不仅面临着外部改革所带来的动摇根基的影响，而且也亟需破除十余年来制度发展的积弊。通过改革，检察审查会从一个公众参与司法的形式成为一项真正可以对案件的起诉方式乃至刑事司法的运行产生重大影响的制度，[14]这应对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改革形成一定的启迪作用。
但本次修法未对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案件范围、工作机制、监督效力等问题进行规定，尚保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人民监督员本身亦是如此。
在人民监督员工作处划转至案件管理办公室后，能否形成有序的衔接与有效的制度探索，能否在转型过程中经得住考验，继续发挥公民有序参与司法、监督检察机关工作的桥梁作用成为接下来的研究重点之一。在国际场域，就公民参与司法而言，有发端于英美法系但已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适用的陪审团制度、日本的裁判员与公民审查会制度、瑞典的议会检察专员制度等。第二，从案件类型的角度而言，将监督范围从原先的11种具体情形扩大至检察机关办理的普通刑事案件、民事案件与公益诉讼案件。而对于后者来说，虽然绝大多数捕后不诉案件具备法定或酌定事由，但仍然容易引起被害人及社会公众对执法办案的质疑。将此三种类型的案件进行整合，不再区分具体案件类型，才能更全面地发挥公民监督所形成的制约作用。在提高司法民主程度的诉求下，人民监督员制度是相对封闭、神秘的检察机关走进群众、增强公信力、提高认可度的有效机制。
我国宪法早已确立了人民主权原则，明确规定了国家机关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经常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在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为适应检察机关内部批捕、起诉一体化的开展，人民监督员制度需要从功能定位上发生根本的转型。
[16]同前注[3]，汪海燕文。小陪审团是在法官主持下，通过聆听法庭上双方交叉询问与辩论从而确定被追诉人是否有罪，小陪审团有着对案件实体问题的决定权。
可见彼时检察审查会与我国的人民监督员制度同样面临着不具有强制力、意见效果不佳的问题。而如今，在加强司法专业化、职业化建设的同时，通过多种方式扩大公民的司法参与，吸纳公民监督检察事务，对办案决策产生一定的影响，进而推进司法民主，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趋势，同时也是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
但在后续改革中，大多数省级院将人民监督员工作定位为司法行政工作，与业务部门是有所区别的。以列举的方式保证制度的规范性、周延性，避免出现以其他应当进行监督的案件为代表的留有余地的兜底式条款。如果依旧保持如此精英化的选任模式，人民监督员将会从一开始就存在代表性不足的问题，这也将会严重影响监督实效的发挥。对于前者而言，探索人民监督员制度与一些地区正在开展的审查逮捕听证制度之间的衔接，是未来公民参与检察工作的一项全新的路径，同时也有利于提高检察机关决策的权威性。
陪审制度已经开辟了我国公民参与司法的制度化先河，积累了大量经验之后必然推动公民对整个刑事诉讼的参与，其中应当包括公民参与检察工作。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权力分散比权力集中更能减少滥权的风险。
[7]在由审判员与陪审员组成的合议庭上，人民陪审员能够在案件裁判上产生影响，同审同权保障了人民陪审员们能够以参与的方式监督司法。虽然在前文中提到人民监督员程序的启动上应将更多情形纳入直接启动的范围之内，但对于一些案情简单、社会影响不大、没有争议的案件为节省司法资源之需要不应被纳入监督的范围之中。
在地方上，人民监督员主要由各级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组成，除此之外，人民监督员办公室往往会与一些与检察机关联系密切的机关、团体与企事业单位联系，商请这些单位推荐人民监督员的候选人。在本次刑诉法修改以前，人民检察院一直承担办理职务犯罪案件的任务，但是由于缺乏监督，呈现出了检察机关既负责案件侦查，又承担审查批捕与审查起诉两项职能的局面。
虽然人民监督员制度给公民提供了参与司法的途径，但实质作用并不明显，难以真正对检察机关的办案工作产生影响。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等情况都应该排除在监督范围之外。拟不起诉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超期羁押或者延长羁押期限决定违法阻碍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这几种情形覆盖范围较广，尤其是阻碍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在实践中难以交由不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的人员把握，因此也建议重作规定。连任制大大强化了人民监督员与检察机关之间的熟悉程度，但这种熟悉有损监督的中立性，极易形成由外部监督演化为内部监督。
在此流程中，人民检察院进行说明这一环节是在没有新的证据材料的情况下作出的，相比较于日本检察审查会在面对异议后须重新侦查的情形，我国的说明环节更类似一个游说的过程，以办案人员向人民监督员们重申作出决定的必要性、解释决定原因为主要内容，目的在于让人民监督员接受检察机关作出的办案决定。从制度设计层面而言，在诉讼程序中邀请人民监督员参与对检察机关办理案件的监督评议，但人民监督员没有对案件办理的决定权，只有提出意见和建议的权利，是否采纳由检察机关自行决定，实际是诉讼程序性参与，体现了参与中监督。
推进公民的参与，不仅在于防止检察机关办案人员出现决定错误，而且在于公民参与司法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在启动初期，并非每一种监督情形的启动方式都相同。
至此，人民监督员制度正式纳入了检察体系中，进入了全面实施阶段。决议分为三种情况：若认为不起诉决定是正确的，作出不起诉适当的决议。